『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内景，报告团讲台。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们解读蒙哥与与忽必烈之三，现在有请报告会特约嘉宾真金、姚枢、刘秉忠张文谦、张德辉、元好问、赛典赤、廉希宪、安童、伯颜等人如嘉宾席并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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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忠：大家好，我叫刘秉忠，字仲晦，又名子聪。我出生于1216年，河北邢台人。我做过道人，也当过和尚，但那是一种生于乱世不得志之时逃避社会黑暗痛苦的方法。我既是元朝帝国政治格局的总设计师，又是老北京都城的总设计师。我又是元朝的首任宰相。而元朝之名称就是我取自《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我建议将蒙古国改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我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中国历史上元朝这个朝代。我继承耶律楚材未竟的事业，用毕生的精力将从草原上走出来的蒙古王子忽必烈培育、塑造成了一个尊崇儒教和汉法，尊崇华夏文明，抛弃野蛮落后生存方式和屠杀政治的一代帝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我与云海禅师于公元1242年在蒙古国首都哈拉和林受到忽必烈的召见。我和忽必烈的一席谈话展露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忽必烈看到我是个人才，就把我挽留在他身边，商议军国大事。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王府，管理漠南地区。在我的影响和促使下，他广招汉族人才，开始施展“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我和姚枢等人辅佐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藩府旧臣，四方文士，大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由于我的荐引，我的同学、学生、故交王文统、张文谦、张易、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我的弟弟）等，先后进入王府，为忽必烈献计献策。元朝著名的数学家王恂、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都是我的学生。忽必烈即位后，国家典章制度，几乎都是我和我身边的汉人弟兄们共同参与设计草定。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名秉忠。1256年，我受忽必烈之命，在金莲川草原上设计建设了大蒙古国的上都开平府，都址在今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正蓝旗境内的闪电诃畔。公元1266年，忽必烈正式入主中原后，我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命名新都为大都，郭守敬负责都城水系和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这就是明清两朝的皇城，今天的北京。
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由我领衔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也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制订的典章朝贺礼仪制度以及命名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蒙古大汗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华夏有一个朝代的至尊的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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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枢：大家好，我是元初政治家、理学家。我叫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我生于1201年，享年79岁。我祖籍辽宁朝阳人。窝阔台汗时期，也就是公元1232年，蒙古军破许州城，我到燕京（今北京）投靠杨惟中，被引荐北觐窝阔台汗。1235年，皇子阔出统兵攻南宋，命令我跟随杨惟中随军南下访求儒、道、释、医、卜等类人才。在窝阔台汗的养子杨维中丞相手下做官。蒙哥即位后，我被当时的藩王忽必烈作为人才招入他的幕府。1250年，忽必烈召我到漠北，询问我治治理国家之道，本人上书陈述儒家传统的帝王之学，治国之道，深受器重。忽必烈受命总制漠南汉地军事，我建议忽必烈在与南宋接壤地区屯兵，积谷守边，徐图灭宋，被采纳。后随忽必烈攻大理、鄂州（今湖北武汉），咨谋军中，屡谏屠戮。作为元世祖的高级幕僚，我曾向忽必烈提过很多好的建议，并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统领民富物丰的漠南地，为此忽必烈高兴地屁颠屁颠的，大宴群僚，兴奋得眉飞色舞。这时我劝忽必烈万万不可喜形于色，以防蒙哥周围的小人离间蒙哥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之间的关系。我劝他“维持兵权，凡事付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听后，如梦初醒，非常佩服我；１２５２年６月，在征伐大理时，我建议忽必烈“不杀一人”，尔后又盛赞忽必烈“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大理百姓“得相完保”；１２５７年，当忽必烈的文功武治赢得中原民心，威望和权势逐渐扩大时，宪宗蒙哥受人挑拨，对他的二弟忽必烈产生了疑忌，并派人严加查处。就在忽必烈性命岌岌可危时，我说服忽必烈“把藩王府里自家的老婆孩子送归哈拉和林汗廷作为人质，以去除蒙哥的疑心。我深知蒙哥这个人吃软不吃硬见不得他人可怜样子，便教给了忽必烈保全性命装可怜一兄弟情意打动蒙哥的哀兵之法，让忽必烈又面见蒙哥，泪如雨下，以哭代说。宪宗终于消除了疑虑，下令停止对世祖的调查，从而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忽必烈即位后，我以藩府旧臣参议朝政，与刘秉忠等哥们一起帮着忽必烈参定元朝制度。我历任东平宣抚使、大司农、中书左丞、河南行省金事。入拜昭文馆大学士，终于翰林学士承旨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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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辉：大家好，我叫张德辉，元朝人，祖籍山西交城。曾经在史天泽手下为官。鉴于忽必烈做藩王时喜欢儒学，愿意效仿汉法治国，1252年，我和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到了漠北，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称号，并建议他遵照耶律楚材的方针，考选儒士，减免儒户兵赋等负担。起初，忽必烈因听了一些人对儒家学说的诽谤，说金国就是因为儒家学说而亡国，故而对让以儒家学说治国有些疑虑，我通过自己在金国生活的耳闻目睹所见所闻而驳斥了“金以儒亡”的说法，终于让忽必烈欣然接受了“儒教大宗师”尊号，这等于公开宣布他将以儒学安天下、治天下。
忽必烈登基后，授任命我做河南北路宣抚使，我就任后惩办豪强恶吏，深得民心。1265，在全国十路的政绩考核中，我名列第一。第二年，我到中书省参议政事，1268年忽必烈提升我作侍御史，我辞谢没有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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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同胞们，我叫元好问，鲜卑族，山西忻州人，金国人。我的职业是作家和历史学家，特长是写诗、填词、写文章。后人称我是金元两朝的文学盟主和泰斗。
我是金国人，曾在金国做过县令，在金国南迁后的首都汴梁沦陷之后，我成了蒙古军的囚徒，被关押了六年。对于蒙古政权的看法，我的内心经历了一个十分矛盾和思想转变的过程，金国灭亡后，我内心十分痛苦，曾经十分痛恨蒙古政权，发誓绝不替其效力。然而我曾做过三件事，让一些心术不正的为爱国主义者们的病垢和攻击。第一件事是为主动投降蒙古军打开汴梁城门的金国元帅撰写功德碑的事。说心里话，我对金国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是，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涂炭，我又并不完全否定。佛家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更何况崔立的投降让140万人免遭杀戮，就事论事，我以为崔立客观上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因此，在崔立被胁迫我参与了为他撰写功德碑的事后，我并没有坚决地拒绝，只是把这个差事推给了别人，我只是具了个虚名。二就是为这件事成了一些口头爱国主义者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
第二件事是我给当时蒙古过中书令耶律楚材写信要求他保护金国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事。在金元交替之际，我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一方面我痛心金朝的腐败和混乱，希望有一个除旧布新局面的出现，但是当我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的命运已成定局的时候，出于爱惜人才，就把金朝那54位杰出的儒家知识分子和中原秀士如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请推荐给耶律楚材，并请他予以保护和任用。而对于那些归降蒙古国的金朝旧臣如耶律楚材、张桑、严实、赵天锡等，只要他们曾为减轻金国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过一些好事，我都能够予以谅解。